两三滴雨水落下，然后突然全部涌到甲板上，仿佛闪电刺破了云层，打开了一个水闸。索朗热没有动，她似乎被吓呆了，但皮埃尔注意到她的身体在颤抖。她一瘸一拐地靠在他身上，皮埃尔搂着她的腰，将她拖到最近的门口。

    休息室、酒吧和楼梯上挤满了一大群被暴风雨吓坏了的人，他们轻薄的衣服上布满了水渍的痕迹。天气又热又湿，衣服散发出一股霉味。倾盆大雨拍击着窗玻璃，敲打着金属板屋顶。在喧嚣和混乱中，几个英国老太太坐在窗边，望着暴雨下的风景，拿出保温瓶和纸杯，平静地喝着下午茶。

    索朗热身上的衣物紧贴着她的身体，雨水顺着她赤裸的双腿滴下。皮埃尔挪开了放在妻子腰间的手臂，脱下背心披在她肩上。她摘下了帽子，美丽的栗色头发已凌乱不堪，滴落的水珠闪闪发光。皮埃尔紧挨着她，她的气息和身上的香气使得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心醉。他从未感受到如此刻骨铭心的悲伤。

    渐渐地，随着水上巴士的前进，随着引擎和桨轮的轰鸣，穿过海上的巨浪，闪电变得不那么频繁，雷声也减弱了。当暴雨被一场持续的细雨所取代时，他们可以看到远方，洛迦诺的灯火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。

    9月26日，星期一

    雨持续下了一整晚，直到凌晨，一股来自意大利的暖风吹过云层，天空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当皮埃尔醒来时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墙上投下金色的条纹。一夜宿醉之后，他捂住眼甩了甩头，但偏头痛一直挥之不去。昨晚他睡得死死的，还做了个很可怕的恶梦，可他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他望了望身旁仍在熟睡中的妻子，只见索朗热趴在床上，头埋在枕头里。

    即便发生了一堆破事，他们还是在前天晚上早早地上床睡觉。两人都故意避免与对方交谈，抵达酒店后没吃晚饭就回了房间。皮埃尔着凉后发了烧。索朗热帮他冲了一个热水澡，又叫来一瓶烈酒，几乎灼穿了他的舌头。之后他就一直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，与周围的世界断绝了联系。

    手表的指针已经快走到九点了。他匆匆穿好衣服，离开房间时还在摆弄着领带。他没有等电梯，而是径直跑下两层楼梯，飞快地冲出大厅。站在旅店门前，站在风和日丽的早晨，他感到无比舒畅。他没有洗脸刮胡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朝巴士的方向跑去，司机已经发动了引擎。

    “别着急，”皮埃尔坐在里皮旁边的长凳上，教授平静地说，“显然，霍尼格博士的讲座取消了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这是个玩笑的话，那也太没品了。”皮埃尔面色阴沉地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我可没在开玩笑，”里皮得意地反驳道。“我们是在早餐时得知消息的，显然是有人从真理山酒店打来了电话。不管怎样，正如你亲眼所见，”他指着一排排空荡荡的座位，“绝大多数同仁都决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睡个懒觉。”

    “霍尼格怎么了？他病了吗？”

    里皮一声冷笑。

    “你最好问问，他是真生病还是得了法国人所说的外交病。这才是问题所在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听明白。”

    “想想看：一位极富盛名的博士宣布了轰动性的消息，这将推翻我的论点，把我钉在耻辱柱上。当然了，他纯粹是虚张声势，到了摊牌的时刻就失去了勇气。“他轻蔑地笑了笑。“典型的德国人。看看他们的元首：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单就语言方面，他就是个吹牛大王。但他吹下的牛皮却被称为......”

    里皮显然很是享受。他高兴地搓了搓手，继续说道：

    “还有一个好消息。法国广播电台宣布，英国首相已飞往贝希特斯加登，墨索里尼发起了和谈。至于剩下的就是一个程序问题。坦率地讲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悲剧演员，喜剧演员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为了一场闹剧，而按照剧本，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。

    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背。

    “这也正是我的预测。”

    皮埃尔毫不客气地张嘴指出，他不记得有听到过这样的预言；事实上，他敢发毒誓，真实情况与里皮所说的恰恰相反。但当他得知霍尼格博士不会登上讲台（这是他唯一关心的事）时，他顿觉如释重负，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用给兴奋的意大利人泼凉水了。

    他已下定决心，一旦回到真理山酒店，他就会向研讨会组织者郑重道别，然后打电话让妻子开车接走他。毕竟，研讨会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留恋的了。他已表现得很好，不必再出席。他们会回到大酒店，收拾行李，然后像罪犯一样逃往意大利。他们会在威尼斯呆上几天，然后经由里维埃拉返回法国。只要两人能单独沐浴在阳光下远航，他所遭受的痛苦就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，就如同噩梦在白昼的明光下消散一般。此次离去意味着他终于与那些萦绕在他心头的鬼魅魍魉划清界限，并将其抛诸脑后。

    皮埃尔还没来得及计划逃离这片是非之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令他乱了阵脚，也让他无暇顾及周日晚至周一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。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转瞬即逝的梦魇，就像一块混乱的拼图，其散乱的部分之后将由亚瑟·卡特·吉尔伯特爵士拼接完成。

    夜晚，当一阵细雨落在马焦雷湖上，在真理山郁郁葱葱的山坡形成了一层薄雾时，有人在霍尼格博士的小屋里验证了那重可能性，实施了一起不可能犯罪。

    “霍尼格博士死了。”梅斯特说。

    普罗科施用他那浓重的俄罗斯口音滑稽地补充了一句，语调严肃而悲伤：

    “被人谋杀了。”

    “被人捅死了，”梅斯特强调，“就在昨晚，在他的小屋里。”

    皮埃尔依次看着他们，脸上露出了怀疑和玩味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多大点事，那老头子。”他冷淡地说，“你在吃什么？”他开始转移话题，徒劳地向坐在吧台后面的侍者招手，后者没有注意到他。

    “谁干的？”

    “冷静点，”梅斯特说，“我们得先离开这儿。这里人山人海的，你甚至听不见自己说的话。”他在吧台上放了些零钱，将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。“我们到露台上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们离开时遇到了里皮。教授刚才下巴士时看到了各辆警车，并用意大利语与其中一名司机交谈过。

    “好吧！事态不妙。”他引用了一句恰当的表述，跟着众人来到一张空桌子旁。

    皮埃尔在阴凉处挑了一个座位。强烈的阳光使他心烦意乱。他觉得浑身难受，嘴里有股刺鼻的味道。

    “我想喝杯咖啡，”他漫不经心地说。

    普罗科施亲自去拿点心，里皮则点了一杯浓咖啡。梅斯特又喝下一口威士忌，因为身子太过靠后而从椅背上摔了下来。远处传来警笛声。

    随后的一阵沉默被里皮打破：

    “好了，朋友，告诉我们最新情况。怎么会这样？”

    “我宁愿一开始就说出口，”梅斯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，和往常一样给自己卷了一支烟。“但我不想让你认为我了解整件事。我只能告诉你我亲眼目睹的。”

    “太好了！”里皮热情地喊叫起来，想让他们放松心情。“这永远是讲故事的最佳方式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但不遗漏任何细节。”

    “是这样的，昨晚我待在酒吧里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后才回屋睡觉。当时一定是十一点出头吧，虽然我没有检查手表。在场的大概有十几个人：几个法国人，两三个瑞士人和一个喝的烂醉的西班牙人，一群人都在喝酒聊天。收音机里传来了好消息，于是有人建议开瓶香槟庆祝。西班牙人坚持要为佛朗哥干杯，但我们把他打发走了。我差点忘了，可爱的霍尼格夫人就坐在远处角落的一张桌子旁，旁边还有个跟屁虫一样的施塔勒，他们正直视着对方，窃窃私语。”